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馆藏一件珍贵的文物，即原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在长征期间使用过的杯子。此杯为铝制，外观呈银灰色，口径9cm，高7.5cm，圆柱形，带一手柄。1972年，伍云甫的夫人熊天荆将这个杯子捐赠给纪念馆，现为馆藏一级文物。

杯子

伍云甫(1904——1969)，字松青，湖南耒阳人。参加了湘南起义、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长征等，是中共中央和红军电台的奠基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秘书长、卫生部副部长。

伍云甫

1920年，伍云甫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毕业后，伍云甫回到家乡耒阳，先后在县立第一高小、县立初级中学任教，并被推选为耒阳县教职员联合会执行委员，兼任耒阳县总工会教育科科长。为了从事革命工作，他辞去了薪金优厚的教职，毅然投身到革命洪流中。1926年4月，伍云甫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耒阳地区积极开展农运，秘密组织农民游击队，开展地下武装斗争。1928年2月，伍云甫率耒阳农民游击队，配合朱德部队攻克耒阳县城。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他率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后在与敌人的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得已离开耒阳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在武汉接上党组织关系后，1930年伍云甫被派往上海，化名吴兢生参加了以学习商业报务技术为掩护的无线电训练班，并很快掌握了收发报技术。1931年1月，伍云甫被调往中央苏区创建无线电通讯部队。他带领同志们白手起家，筹集器材，选调人员，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讯大队，完成了同上海党中央电台直接通讯的任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一大批无线电通信骨干。作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伍云甫也被先后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通信处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局党总支书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局副局长等职。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也参加了长征，并通过日记记述了军委纵队长征的路线以及一些重要会议和战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伍云甫的《长征日记》因而成为记录长征的珍贵史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4年12月5日，五时自廖姓房出发，经龙唐塘江、大坳，下午八时左右到达唐洞宿营。是日行程六十里，越四十五里的高山，险峻异常，其最陡一段，土人叫做三千七百坎，以三千七百个梯坎而得名”。“1935年6月17日，五时自新寨子经烧鸡窝越夹金山至达维宿营。夹金山地势甚高，山顶积雪，西南的已化。空气稀薄，行进时呼吸迫促 ”。寥寥数语描述出长征路上的山高路远、风雨如磐，然而无论是乱云飞渡、惊涛骇浪还是高山峻岭、大河险滩，都抵不过红军将士们“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气概。伍云甫所率领的通信官兵，作为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更是克服千难万险，付出无数艰辛、汗水，鲜血甚至生命，为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和部署立下赫赫战功。他在日记中记述到：“1934年11月26日，夜间大风。部队于十时出发，余赴一分队帮助工作，发完1k、5k、1d的急电，至二十七日二时才由候辅动身经高明桥、蒋家岭、永安关，到达文市以东之王家村、五溪”。“1935年2月25日，由官店经何村至九坝。本人随六分队，代收5432三份报，内有占领桐梓的捷报。一分队在途中架线，六分队赶前走，十八时左右到达九坪”。从这两篇简短的日记可见通讯工作艰辛之一斑。

在长征途中，伍云甫不仅领导红军电台成为克敌制胜的利器，还充分发挥了其沟通上下、维护红军团结的作用。1935年，红军兵分左右两路北上。为加强对左路军的领导，毛泽东派伍云甫率一通讯电台到张国焘处工作。在朱德、刘伯承领导下，伍云甫想尽办法保持了红一、二、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联系，为保障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起到了重要作用。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12月，伍云甫到达陕北。

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积极推动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8月，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派伍云甫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见证了伍云甫长征历程的小水杯，也跟随他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陪伴他开启新的征程。如今这个水杯陈列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内，虽然它材质普通、外形斑驳，但却常常引人驻足，因为作为红军长征历程的见证物，它折射出的是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是鼓舞和激励我们在新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源泉和不竭动力！